面对索额图等人的咄咄逼人，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却显得从容不迫。

作为索额图多年的政敌 明珠深谙制衡之道，更懂得揣摩康熙的宏大战略意图。

他缓缓出列，姿态谦和，语气却同样坚定。

“皇上，”明珠的声音温和而有力，“索相、徐大人、高学士之言，皆是出于为国尽忠之心，臣深为敬佩。

然臣以为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

如今雅克萨之围，我大清已然全胜，军事目的已经达到。

罗刹人已知我天朝军威之盛，不敢再生觊觎之心。此战之终极目的，非为屠城，而是为了一纸能确保边境长久安宁的条约。”

他巧妙地将“胜利”的定义从“全歼敌人”转移到了“实现战略目标”上。

“沙皇既已主动遣使求和，正是我‘伐交’之良机。若我方能借此机会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与之划定边界，订立盟约，岂非比单纯的杀戮更显我大清皇帝的圣明与仁德？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‘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’我军已围城半年，罗刹人已是强弩之末，我方完全掌握主动权。

此时释放城中残卒，非是示弱，而是向天下，尤其是向漠北的喀尔喀、准噶尔各部展示我天朝的气度与信义。”

明珠此言一出，立刻得到了吏部尚书陈廷敬和内阁学士李光地的支持。

李光地紧随其后，进一步阐述道：

“明相所言，深谋远虑。臣以为，释放雅克萨之敌，有三大益处。

其一，可向罗刹国彰显我朝‘信’。

喂牛高既已提出此为谈判前提，我若应允，则和谈便有了坚实基础，戈洛文使团必将如期而至。

其二，可向天下彰显我朝‘仁’。

对已丧失抵抗之力、濒死之敌尚能施以仁慈，此乃王者之师，仁义之举，必将赢得四方宾服。

其三，可向未来彰显我朝‘智’。

杀尽百余残兵，不过是匹夫之勇；通过谈判划定数千里疆界，才是万世之功。孰轻孰重，不言自明。”

陈廷敬，这位以清廉谨慎着称的老臣 则从最实际的层面进行了补充：

“皇上，强攻雅克萨，虽能必胜，但我军将士亦难免伤亡。

且城中疫病流行，若攻下城池，处置尸身、防疫之事亦颇为棘手。

若能以和平方式解决，既可保全我将士性命，又可免除后患，实为上上之策。

至于千万两帑银，其目的在于收复疆土，如今罗刹人既愿通过谈判归还土地，这笔钱便没有白花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将士之性命与国家之长远安宁，方为无价之宝。”

明珠、李光地、陈廷敬三人的论述，从战略、道义、实利三个角度，针锋相对地回应了“主战派”的观点，将一场关于“杀与放”的争论，提升到了国家战略与文明形象的高度。

暖阁内，两派大臣唇枪舌剑，各执一词，争论陷入了白热化。

索额图等人怒斥明珠妇人之仁，忘记了罗刹人的血腥罪行；明珠等人则反驳索额图穷兵黩武，只知杀戮而不懂长远谋略。

康熙皇帝始终静静地聆听，在场的每一个人说话，他都没有打断。

他看到了索额图眼中的复仇之火与军功渴望，也看到了明珠话语中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远见。

他深知，这两派的争论，不仅仅是针对雅克萨一事，更是其背后满汉官员、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长期角力的缩影。

许久，当争论声渐渐平息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御座之上时，康熙终于开口了。

“诸卿之言，朕都听到了。你们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，所言皆是为国谋划，朕心甚慰。”

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，目光变得锐利起来。

“雅克萨之战，为何而战？非为逞一时之快，更非为屠戮异族。其根本，在于令罗刹人知我疆界，不敢再犯。如今，萨布素大军围城，已使其肝胆俱裂；沙皇遣使求和，已使其俯首认错。我大清的战略目的，已然达成。”

“索额图，”康熙的目光转向索额图，

“你所言千万两帑银与将士血汗，朕一日不敢忘。但这钱粮与牺牲，是为了换取东北边疆的永久和平，而非仅仅为了雅克...萨城中那百余条残破的性命。

若为泄愤而杀之，致使和谈破裂，罗刹国以此为借口，再启战端，那我东北将士岂非要流更多的血，国库岂非要耗费更多的银两？届时，这千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