扇薄薄的铁皮门。开门的是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，身后是同样疲惫的丈夫和一个约莫十岁左右、正趴在低矮饭桌上写作业的男孩。屋内空间逼仄，只容得下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旧衣柜。唯一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，光线昏暗。一盏瓦数不高的白炽灯，是唯一的光源。

“领导…请进，地方小…” 男人搓着手，有些局促。女人忙着倒水，用的是掉了瓷的搪瓷缸。

李玄策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用忙。他的目光落在那个写作业的孩子身上。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小脸冻得有点红，手指也有些红肿。他正低着头，一笔一划地写着，眼神里带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认真和一丝忧虑。

“孩子学习怎么样？” 李玄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，蹲下身，视线与孩子平齐。

孩子抬起头，怯生生地看着眼前这位面容沉静、眼神深邃的陌生人，小声说：“还…还行。” 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抠着铅笔上已经磨损的漆皮。

“听说新的高考政策出来了？” 旁边的男人叹了口气，接过话头，愁容满面，“领导，我们两口子在这儿打工快十年了，孩子从幼儿园就在这儿上的。老家？老家教材都不一样，亲戚也多年不走动了，回去两眼一抹黑啊！可留在这儿…” 他看了一眼简陋的屋子，又看看孩子，“门槛这么高，我们这种没户口没房子的，娃能考得上吗？这不等于…等于让娃去跳火坑吗？” 女人的眼圈也红了，默默用围裙擦了下眼角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李玄策清晰地看到孩子那双清澈的眼睛里，映着对“留下”的渴望，以及对“火坑”的懵懂恐惧。他注意到孩子冻红的手指紧紧攥着那支旧铅笔，也注意到他那个洗得发白、边角已经磨损起毛的书包。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微沉。他伸出手，不是去拍孩子的头，而是轻轻碰了碰孩子红肿的手指，触感冰凉。“天冷，注意保暖。” 他低声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涩然。

场景二：名校门外，焦虑的寒流

午后，京城一所知名的重点中学门外。寒风并未阻挡家长们接孩子的热情，各种车辆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。衣着光鲜的家长们三五成群，裹着昂贵的羽绒服，低声交谈着，目光却紧紧锁定着校门。

李玄策像一个普通的接孩子的家长，混在人群中。他竖起耳朵，捕捉着寒风送来的只言片语。

“…王姐，你们家学区房是前年买的吧？花了多少？八百？啧，现在好了，政策一松，门槛降低，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里钻？我们花这么大代价图什么？”

“就是！师资就那么多，教室就那么大，都涌进来，教学质量能不下降？升学率还能保证？这对我们孩子公平吗？我们交的税都喂狗了？”

“听说隔壁班有个孩子，父母就是菜市场卖菜的，没户口，现在也想着转进来呢！以后跟咱孩子一个班？这环境能一样吗？不是拉低档次？”

“我打听过了，得赶紧找关系，看能不能给孩子报几个竞赛班，多拿点证书，不然以后竞争更激烈，吃亏大了！”

语气中的焦虑、不满甚至隐隐的优越感和排他性，像冰冷的针，刺入李玄策的耳中。他观察着这些家长：有的眉头紧锁，手指烦躁地点着手机屏幕；有的抱着胳膊，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；有的则激动地挥舞着手臂，向同伴宣泄着不满。他们的焦虑是真实的，甚至带着某种恐慌。校门口巨大的电子屏上，鲜红的“追求卓越，勇攀高峰”标语在寒风中闪烁，与家长们脸上的忧心忡忡形成了刺眼的对比。李玄策的心头，那份沉重感又添了几分。

离开喧嚣的校门口，李玄策又来到市教育部门。一间朴素的会议室里，几位相关负责人正襟危坐，面前摊开着厚厚的报表和数据图。

“李部长，情况就是这样。” 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眼镜的老局长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审慎，“我们完全理解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公平教育的诉求，这是基本人权。但是，现实的压力非常大。” 他用手指点着图表上的数字，“您看，近五年来，随迁子女数量年均增长超过15%，而我们的学位供给、师资力量、校舍扩容速度，远远跟不上这个节奏。财政投入已经尽力倾斜，但缺口依然巨大。”

他翻过一页，是几张不同学校教室、宿舍的实景照片，无不显示着人满为患的拥挤状态。“保证基本的教育质量，是我们的底线。如果为了满足‘公平’的呼声，不顾承载能力盲目放开，导致大班额、师资稀释、管理混乱，最终受害的还是所有孩子，包括本地的和流动的。这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