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庵看着眼前两位心情复杂的年轻人，最终缓声道：“后世评价，已成定数，忧心无益。重要的是当下。既知此路艰难，更当时时警醒，磨练心性，增长见识。若他日真有机会身居其位，当思‘最不坏’之真意，并非苟且求全，而是在认清现实局限后，仍力求在那框架之内，做出于国于民相对有利的选择。即便……最终仍难逃史笔如铁，至少，无愧于心。”

这话谈不上多么振奋人心，甚至带着一丝悲观的底色，但却奇异地让齐德和黄子澄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慰藉。这是一种卸下部分不切实际包袱后的清醒，是一种承认自身和制度都存在缺陷后的务实。

他们四人，一位是看透兴衰的老者，一位是胸怀史笔的才子，两位是背负着未来“蠢名”的失意士子，在这洪武十一年的夜晚，因天幕而聚，因对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困惑而产生了奇特的共鸣。他们都明白，那条“最不坏”的路，走起来，依旧道阻且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