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光如炬：“太卜言荧惑守心，主大凶。然周鸣敢问，荧惑行于天，自有其轨，其行迟速、留舍，可否测量？其轨与心宿相叠，是必然之冲撞，抑或偶然之交错？此中规律，是神意难测，还是数理可循？若不能明其运行之‘数’，仅凭古书所载之吉凶，便定邦国祸福，岂非刻舟求剑，自缚手足？若天象真主灾异，知其‘数’，方可预为之备，修水利以防涝，储粮秣以备荒，强兵甲以御侮！此方为敬天之道，而非徒然禳解，坐以待毙！”他直指纯粹依赖天象占卜的模糊与不可靠，将“天道”拉回可被认知、可被量化应对的客观规律层面！

太卜昴脸色涨红，手指着周鸣，气得胡子直抖：“黄口小儿！亵渎神明！天道幽微，岂是尔等凡夫俗子可妄测‘数’理？！”

周鸣不再理会他，又转向公孙侨与颜路的争论核心：“至于‘礼’与‘利’，更非水火不容！‘利’者，民之欲也，如水流之势，可疏不可堵！‘礼’者，导‘利’之渠也，无水则渠枯，无渠则水滥！二者相济，方为正道！关键在于——”他加重语气，“如何度量‘利’之大小？如何制定‘礼’之尺度？此非空谈德性或功利可决，需‘格物致知’！需察民力之极限，算府库之所需，度赋税之轻重，析法令之可行！需以‘数’衡其度，以‘理’定其规！使‘利’得其导，‘礼’得其用，上下交相益，此方为治国之‘大道’！”他用逻辑和实用主义，试图弥合礼与利的鸿沟。

“诡辩！强词夺理！”公孙侨拍案而起，他擅长逻辑，立刻抓住周鸣话语中的模糊处，“‘数’理？‘度’量？你说得轻巧！人心之私欲，邦国之利害，错综复杂，千变万化，岂是区区‘数’字可量？你以郯邑小试，或有成效，然放大至一国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！你所谓‘格物致知’，不过是掩耳盗铃，妄图以僵死之‘数’，框定活生生之世情！荒谬至极！”他发动了基于人性复杂性和变量不可控性的攻击。

“非也！”周鸣毫不退缩，思维如电，“人心虽繁，然趋利避害，其行有常！如市井交易，价高则买者稀，价低则售者寡，此‘数’理昭然！邦国利害，看似纷繁，然抽丝剥茧，核心无非土地、人口、财货、军力！此皆可‘格’（观察）、可‘量’！管夷吾治盐铁，行轻重之术（经济调控），若无对产量、流通、需求之‘数’的把握，岂能成事？若万事皆言其变不可测，则治国岂非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？”他再次引用管仲的实践作为例证支撑，将辩论提升到方法论层面。

精舍内一片死寂，落针可闻！周鸣的言论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激起了滔天巨浪！清晰地将“观察-总结规律-指导实践”的认识论链条提出来，并将冰冷的“数理”作为认知“天道”（客观规律）的核心工具，这在此时代的思想界，无异于一场惊雷！

“狂悖！离经叛道！”太卜昴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周鸣怒斥。

“哗众取宠！危言耸听！”公孙侨脸色铁青，眼神却多了一丝凝重和忌惮。

“此论…此论…”颜路儒者眉头紧锁，陷入深深的沉思，周鸣的“格物致知”似乎触动了他某些固有的认知。

更多的士人则是满脸震惊、困惑、好奇、怀疑交织在一起，低声议论纷纷。

“格物…致知？数理即天道？”

“竟敢如此贬低天象占卜？”

“管仲之术…他竟以此类比？”

田穰坐在角落，手心已满是汗水，又是紧张又是激动。周鸣的表现，远超他的预期！这已不仅是“神算”，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冲击！

就在这时，一个略显激动的声音从后排响起：“周先生！在下淳于毅，敢问先生！”众人望去，只见一位约莫二十出头、穿着朴素深衣、眼神却异常明亮的年轻士子站了起来，他脸上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兴奋的红晕，似乎完全没被场内的紧张气氛影响。“先生言‘格物致知’，以‘数’明理。毅尝观农夫治田，深耕细作者，收成往往优于粗放者，此是否亦为先生所言‘物中之理’？此‘理’，可否以先生之术，‘数’之、‘算’之，推而广之？”

淳于毅！周鸣心中一动，这个名字被他记住。这是个真正被“格物致知”理念吸引的开明种子！

“善问！”周鸣看向淳于毅，眼中露出一丝赞许，“深耕细作，乃合土性之理。土性之理，关乎墒情、肥力、光照、籽种。若能将不同深耕之法、施肥之量、选种之优，于不同田块试验，记录其投入（人力、种子、肥料）与产出（收成），假以时日，数据累积，必能析出最优之法！此‘数’非凭空臆想，乃自‘格’（观察、试验）中来！循此‘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