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谈判厅内，清晨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在椭圆形谈判桌上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如同人类文明前路上明暗交错的隐喻。桌面上，《Ω 技术应用伦理宪章（草案）》被整齐地铺开，红色的修订痕迹密密麻麻，像无数道未愈的伤疤，见证着这场持续了两周的艰难谈判。林振华坐在主位，指尖轻轻摩挲着草案封面的烫金标题，感受着那凸起的纹路下的千钧重量。全球伦理大辩论的共识余温尚存，现实的阻力却已如潮水般涌来——构建监管高墙的难度，远超所有人的预期。

“首先讨论第一个议题：Ω 技术设备的追踪与管控。”联合国秘书长的声音打破了谈判厅的沉默，他手中那份“全球地下实验室调查报告”的纸张边缘已被翻得微卷。“根据最新数据，全球已确认的Ω技术地下实验室仅47个，但量子网络信号追踪显示，实际数量可能超过600个。”他的目光扫过全场，“这些实验室隐藏在城市的地下室、偏远的农场，甚至是远洋货轮上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设备体积最小的仅如指甲盖大小，能完美伪装成普通医疗仪器或电子玩具。”

俄罗斯代表安德烈·伊万诺夫率先发言，他的手指重重落在报告中的“设备小型化”章节上：“上个月，我们在圣彼得堡查获的地下实验室，将基因编辑设备藏在儿童积木中，通过量子快递匿名运输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力感，“我们的海关系统根本无法识别，若不是线人举报，这个实验室还会继续运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谓的技术追踪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”

伊万诺夫的话音刚落，日本代表佐藤惠子立即调出一段监控视频。画面中，一个看似普通的保温杯被打开，内部竟藏着微型基因测序仪，通过保温杯的温控系统维持设备运行。“这些设备采用了Ω技术特有的量子隐身涂层，能屏蔽所有常规检测信号。”佐藤惠子的声音紧绷，“我们的科研团队估算，要研发出有效的检测技术，至少需要五年时间，且成本极高。在这之前，地下实验室只会如野草般蔓延。”

林振华的目光转向负责技术追踪方案的杰克·威尔逊。这位年轻的技术专家正眉头紧锁地调试着量子追踪系统的模拟界面。屏幕上，一个微型Ω设备的信号在虚拟城市中快速移动，时而消失在量子干扰区，时而伪装成普通家电信号。“我们目前只能对已知型号进行标记，但地下组织会不断改造设备芯片，更新加密方式。”杰克的声音沙哑，他调出一组令人沮丧的数据，“过去三个月，我们已更新了127次追踪算法，却仍有68%的地下设备能成功规避追踪。”

谈判厅内的讨论渐渐升温，各国代表围绕“技术追踪”展开激烈争论。主张“建立全球统一检测网络”的声音与坚持“以本国技术为基础进行管控”的观点相互碰撞，还有代表提出“分区域推进追踪试点”，但共识如同指间流沙，难以把握。窗外的阳光渐渐被乌云遮蔽，谈判厅内的氛围也随之变得凝重。

“接下来讨论第二个议题：法律体系的完善与适配。”联合国秘书长切换了手中的文件，“Ω技术法律空白报告”的标题格外醒目，“现有法律体系难以界定‘基因增强权益’‘意识数据隐私’等新概念。监管缺乏法律依据，就像在没有地基的地方建高楼。”

德国代表伊丽莎白·科赫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语气严谨如精密仪器：“以‘基因增强权益’为例，若一个人通过基因编辑提升了智商，他在教育、就业等方面是否应享有优先权利？若答案是‘是’，则会加剧社会不公；若答案是‘否’，则会打击技术研发积极性——这是一个两难的法律困境。”

科赫的话引发了连锁反应。巴西代表举起手中的《公民基因权益法案》，情绪激动：“我们国家去年刚通过这部法律，明确规定基因编辑仅允许用于治疗遗传性疾病，但宪章草案中却提出允许在监管下进行有限的抗逆基因增强——这与我们的国内法直接冲突！”

“两年？我们等不起！”美国代表马克·威尔逊猛地站起身，手指重重落在“意识数据隐私”条款上，“‘新人类计划’的残余势力还在活动，他们很可能已掌握意识控制技术！如果不能尽快界定意识数据的所有权，一旦发生大规模泄露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谈判厅内的争吵声此起彼伏，各国代表围绕“法律滞后”展开激烈交锋。林振华轻轻敲了敲桌面，调出Ω-1知识库中的“卡伦文明法律失败案例”：“卡伦文明也曾因法律滞后导致监管失控，他们用了五年时间统一各城邦的基因法律，却错过了最佳监管时机，最终因基因滥用引发内战——我们不能重蹈覆辙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