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舒城 GTEC 总部的中型会议室里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椭圆形会议桌旁，坐着 GTEC 各部门负责人、核心科学家及来自全球的伦理顾问，他们面前都摆放着一份艾米起草的《意识保护宣言》草案，白色的纸张上，“意识基本权” 四个黑体字格外醒目，像一道锋利的光，刺破了会议室里沉闷的氛围。

艾米站在会议桌前方，额间的 Ω 印记泛着柔和却坚定的银辉。她穿着一身简洁的白色西装，手中握着激光笔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声音清晰而有力：“各位，‘普罗米修斯之火’项目让我们看清，意识控制技术已成为威胁人类文明的终极风险。今天，我提出‘意识基本权’这一概念，即每个个体拥有其思想、情感和意图不受外来技术恶意窥探与操纵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—— 这应该成为与《奥菲斯协议》同等重要的伦理基石，守护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。”

随着艾米的话音落下，激光笔在投影幕上划出一道亮线，《意识保护宣言》的核心条款逐一显现：“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技术手段，未经授权窥探他人意识内容；禁止研发、生产、使用以控制他人思想、情感、决策为目的的技术设备；将‘意识权’纳入全球人权保护体系，任何国家、企业不得凌驾于‘意识权’之上……”

“这太激进了！” 不等艾米讲解完毕，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戴维?科恩率先站起身，他的手指重重戳在草案上，语气中带着强烈的反对，“如果严格禁止所有意识窥探技术，我们如何研究阿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等脑疾病？很多患者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，意识探测技术是了解他们病情的重要手段 —— 难道为了所谓的‘意识权’，就要放弃这些患者的生命吗？”

戴维的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。来自德国的生物伦理学家索菲亚?穆勒点头附和：“戴维说得对。神经科学研究正处于关键阶段，意识成像技术、脑机接口技术不仅能帮助患者，还能推动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知。如果简单粗暴地禁止，会让整个领域倒退十年甚至更久 ——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。”

艾米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：“我理解大家的担忧。《意识保护宣言》并非禁止所有与意识相关的研究，而是明确‘恶意’与‘善意’的边界。对于医疗目的的意识探测，我们可以建立严格的审批机制，确保技术仅用于患者治疗，且全程接受伦理监督 —— 这既能保护患者的‘意识权’，又不会阻碍正当的科学研究。”

“边界如何界定？” 戴维追问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屑，“谁来判断一项技术是‘恶意’还是‘善意’？GTEC 吗？之前‘普罗米修斯之火’项目的监管漏洞已经证明，单一机构的判断未必可靠。如果审批机制过于繁琐，等我们通过审批，患者可能已经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。”

会议室里的争论渐渐升级。支持艾米的人认为，“意识权” 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基础，必须严格保护；反对者则强调，技术发展不能因风险而停滞，正当研究不应被过度限制。来自日本的科技政策专家山田一郎提出折中方案：“或许我们可以对意识技术进行分类监管，医疗、科研用途的技术放宽限制，军事、商业用途的技术严格禁止 —— 这样既能平衡保护与发展，又能避免一刀切的弊端。”

“分类监管看似合理，实则漏洞百出。” 艾米摇了摇头，调出一份技术报告，“‘普罗米修斯之火’项目最初也以‘神经疾病研究’为名义申请资金，最终却转向军事用途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确立‘意识权’的不可侵犯性，任何分类监管都可能被钻空子 —— 今天可以用‘医疗’名义研发意识探测技术，明天就可能用同样的技术控制他人思想。”

她的话让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。这时，GTEC 法务部负责人马克?刘易斯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带着理性的冷静：“从法律层面来看，‘意识权’的界定存在巨大挑战。目前全球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‘意识’的边界做出明确规定，如何判断‘思想被操纵’？如何取证？如何量刑？这些问题不解决，《意识保护宣言》即使通过，也难以落地执行。”

“正因为没有，我们才要去建立！” 艾米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，她走到投影幕前，调出 Ω-1 知识库中的一段文字，“Ω-1 早已告诉我们，‘意识自由是文明存续的核心’。法律的空白不能成为我们放弃保护‘意识权’的理由，反而应该成为我们推动变革的动力。《奥菲斯协议》制定之初，也面临诸多质疑，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基因伦理的基石 ——‘意识权’的推广，同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