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长风新苗”的勃勃生机,为工厂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让谢继远看到了希望。然而,时代的洪流从未停歇,其下潜藏的暗涌,也以一种更为复杂、更难以捉摸的方式,开始拍打长风厂这座看似稳固的堤坝。外界的政治风向持续收紧,各种名目的“运动”与“批判”虽未直接冲击生产一线,但其涟漪效应,却通过文件、会议、广播,以及偶尔下派的“工作组”或“宣传队”,不断渗入工厂的日常肌体。
一种新的压力开始显现:对“唯生产力论”的隐性批判,以及将“政治挂帅”推向极端的倾向。尽管谢继远凭借此前树立的“优质高产就是过硬政治”的务实导向,暂时稳住了生产的大局,但无形的紧箍咒依然在悄然念动。车间里,一些积极分子的发言开始带上更多的政治术语,有时甚至略显空洞;厂宣传栏的内容,生产捷报的比例有所下降,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抽象的理论学习心得和转载的社论文章;甚至有人私下议论,某某兄弟厂因为“只顾埋头拉车,不抬头看路”,领导被点名批评。
这股“暗流”最直接的冲击,落在了那些专注于技术、不善言辞的知识分子和“老黄牛”式干部身上。厂技术科的副科长、一位毕业于清华、在“夯土成金”和“寂静的轰鸣”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周工程师,因为性格内向,在几次“讲用会”上发言不够“精彩”、不够“有高度”,而被个别激进的年轻政工干部私下批评为“只专不红”、“路线觉悟有待提高”。虽然并未形成正式结论,但风言风语还是让周工感到压抑和困惑,工作积极性明显受挫。
更让谢继远警觉的是,厂里少数几个在“焊火匠心”时期曾因搞花架子被批评过的青工,似乎又嗅到了某种“气候”,开始活跃起来。他们不再提那些华而不实的“技术表演”,转而热衷于组织“理论学习小组”,发言时引经据典,扣大帽子,对车间里一些正常的生产管理和技术规定,也试图用“是否有利于突出政治”的标准来衡量,隐晦地提出质疑,在部分青年工人中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。
谢继远意识到,这股“暗流”虽不似暴雪围城那般凶猛直接,却更具渗透性和腐蚀性。它动摇的不是物质基础,而是思想共识和价值导向;它损耗的不是机器设备,而是人心士气和创造活力。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,既不能硬顶逆流、授人以柄,又要坚决地充当“中流砥柱”,保护长风厂来之不易的务实风气和核心生产力。
他采取了“外松内紧、导疏结合”的策略。
对外,他要求各车间、科室,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一切政治学习任务,认真组织讨论,做好记录。“这是大气候,我们必须跟上,要学得认真,讨论得深入。” 但在具体安排上,他巧妙地将学习内容与长风厂的实际相结合。例如,学习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的论述时,他引导大家讨论:“在我们长风厂,具体怎么‘促生产’?是不是保质保量完成国家计划就是最好的‘促生产’?技术革新、降低消耗是不是‘促生产’的应有之义?” 将抽象的政治口号,转化为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行动准则。
对内,他更加坚定地倚重和表彰那些埋头苦干、贡献突出的实干家。他亲自提名周工程师为年度“技术贡献标兵”,并在表彰大会上,详细列举了周工在解决地基处理、改进探伤技术、攻克特种焊接等关键难题中的具体贡献。“什么是‘红’?对我们工厂来说,对技术精益求精,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,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成果,这就是最具体的‘红’!是经得起实践检验、对得起党和人民信任的‘红’!” 他的话掷地有声,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,也给周工和类似处境的技术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对于那几个活跃的“理论家”青工,谢继远没有简单压制,而是采取“给任务、压担子”的办法。他分别找他们谈话:“你们学习理论热情高,这很好。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。现在,厂里正面临降低某关键工序能耗的难题,还有提高某型号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的压力。你们的学习小组,能不能围绕这两个实际问题,去研究一下,看看从‘抓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