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纸面泛暗黄光泽，寻常官署与民间无从获取，以示“机密性”。

墨汁则取玄夜卫特制松烟墨，浓黑沉凝，刻意模仿谢渊平日“刚劲中带圆润”的笔意，连署名“谢渊”二字的起笔收锋都反复临摹。然魏进忠急于成事，命属下仓促落笔，蘸墨时手法不均。

“通”字左旁三点水墨色深浅不一，“渊”字末笔因蘸墨过重，在宣纸上晕开不规则墨痕，且整封信迹虽仿其形，却无谢渊一贯一气呵成的气韵，反倒显露出刻意雕琢的滞涩。此破绽被玄夜卫文勘房主事张启察觉——张启掌刑狱勘验多年，精于墨痕、笔迹、印鉴辨识，见密信墨痕分三次蘸染而成，与谢渊平日“一笔蘸墨可书数字”的习惯相悖，再对比玄夜卫北司存档的谢渊往日奏疏笔迹，断定此信为伪造。

第二步，总务府总长石崇借监管国库与军需调度之权，暗中篡改晋豫赈灾与北疆军需账目。按《大吴官制》，此类账目需经户部侍郎陈忠初审、户部尚书刘焕复核，再呈内阁备案，流程严密。石崇趁陈忠赴晋豫核查灾后复耕之机，勾结户部主事（其亲信），潜入户部档房，以米汤混松烟墨篡改关键条目：将晋豫赈灾粮饷中“拨付灾区府县”的条目，改为“谢渊私调备用”。

将北疆军需“购置甲胄兵器”的款项，篡改为“谢渊截留私用”。然石崇篡改时心怀忌惮，动作慌乱，不仅使改动处墨色与原账新旧有别，更在账册纸页边缘留下微湿痕迹——米汤混墨的笔迹遇潮易泛浅白，且他匆忙间未将原账页的骑缝印鉴对齐，露出细微偏差。

秦飞率玄夜卫北司查案时，察觉账册异常，随即在废纸篓中寻得残留的原账草稿，上面清晰标注粮饷去向为边军与赈灾局，与篡改后账目截然不同。可徐党早有防备，玄夜卫指挥使周显（倾向徐党）率南司密探在宫门截获秦飞递呈的查案密报，以“涉及军机要务，需先经徐大人（靖）核验”为由强行扣押；同时，魏进忠借“整顿驿传吏治”之名，将张启贬为京郊驿丞，实则派镇刑司密探暗中监视其行踪。

三日后深夜，魏进忠命人将张启从驿署掳至诏狱署偏院，动用夹棍、烙铁等酷刑，逼其承认“受谢渊指使，伪造核验记录”。张启身为文勘主事，深知律法与气节，虽身受重创，肩胛骨被烙铁烫伤，左腿因夹棍致骨裂，却始终怒目圆睁，怒斥魏进忠“伪造证据、构陷忠良，必遭天谴”，宁死不肯画押。魏进忠见状，下令“不必留活口”，欲杀人灭口。幸得秦飞早有预判，派北司密探乔装驿卒潜伏在京郊驿署附近，趁镇刑司缇骑不备，拼死劫出张启，藏匿于城郊破庙。然张启伤势过重，左腿废折，虽苟延残喘，却无力再出庭作证，仅能通过暗线向秦飞传递“账目篡改属实，魏进忠罪证确凿”的口信。

第三步，诏狱署提督徐靖坐镇诏狱，亲自督阵，对与谢渊有过公务往来的官员、将领滥用酷刑，逼迫其诬陷谢渊。按《大吴官制》，诏狱审讯需有两名以上缇骑在场记录，徐靖却撤去记录官，亲自动刑，所用酷刑包括“琵琶骨”“披麻拷”“烙铁炙肤”等，惨无人道。

被牵连者中，兵部职方司郎中因曾协助谢渊拟定边军布防图，遭徐靖重点逼供，酷刑之下不堪折磨，被迫写下“谢渊曾与我提及欲借北元之力逼宫”的伪证；宣府卫参军因曾受谢渊提拔，坚决不肯诬陷，咬舌明志，血溅刑台，虽侥幸未死，却沦为废人。

唯有兵部侍郎杨武、京营都督同知岳谦等人，始终坚守气节：杨武虽多次协助谢渊处理军政调度，面对徐党“若不指证，便以谢党论处”的威胁，始终以“未见谢渊有谋逆之举”回应，坚决不肯落笔。

岳谦因曾与谢渊共守安定门，被徐党视为“核心谢党”，魏进忠派镇刑司密探全天候监控其府第，禁止其与京营副将秦云及边军旧部接触，更以“京营军需需经总务府调拨”相要挟，剥夺其部分兵权，使其虽有心营救，却因受制于徐党势力，形同失去自由。

第四步，吏部尚书李嵩在早朝之上煽风点火，串联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工部四部尚书及侍郎，共拟联名弹劾疏文，将“通敌谋逆”“私挪军需”“结党营私”三大罪状罗列得“铁证如山”，附上伪造的密信、篡改的账目及部分官员的伪证，当众呈递萧桓。李嵩声泪俱下，言辞恳切却暗藏胁迫：“陛下，谢渊手握全国军政与监察大权，勾结北元，结党营私，如今其党羽遍布六部、边军与地方官府，若不速速处置，恐边军哗变、京师动荡！近日京郊已有‘谢党欲劫狱’的流言，舆情汹涌之下，民心难安，若再拖延，恐生大乱！”

同时，李嵩联合徐靖、魏进忠等人，以“三法司制衡已失”为由——大理寺卿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