靖无奈，只得密报魏进忠：“谢渊虽不招，然形迹已‘露’，可请陛下定其罪。”

更恶者，徐靖炮制“谢党名录”，凡与谢渊有过交集者，上至兵部侍郎、下至谢府仆役，尽皆列入，足足写了三页纸。他亲率诏狱缇骑，身着黑衣，手持铁链，在金陵城大肆搜捕。户部侍郎张毅曾与谢渊一同上朝议事，被缇骑从家中拖走，妻儿哭嚎着追赶，却被缇骑推倒在地；谢府老仆王忠，跟随谢渊三十年，只因给谢渊送过饭，便被冠上“谢党余孽”的罪名，打入大牢。南司诏狱七十二间牢房尽数塞满，白日里，刑讯之声、哀嚎之声不绝于耳；夜晚，冤魂的哭泣声在狱中回荡，附近百姓都不敢靠近。京中百官人人自危，上朝时皆不敢与刘玄、秦飞对视，生怕被划入“谢党”，竟无一人敢为谢渊发声。

徐靖的疯狂，源于对权势的极致贪婪。他深知，在魏、石集团中，唯有立下“大功”，方能站稳脚跟。谢渊伏诛后，他果以“平谢党首功”被魏进忠举荐为御史大夫，身着绯红官袍入主御史台那日，他特意绕道西市，看着谢渊曾经伏诛的地方，得意地大笑。却不知自己不过是魏进忠的“鹰犬”，待他权势渐盛，魏进忠担心他难以掌控，便开始罗织他的罪名。德佑四年春，魏进忠以“徐靖贪墨诏狱经费、私放重犯”为由，将他打入诏狱。有趣的是，审讯徐靖的，正是他当年提拔的副手，所用的酷刑，亦是他曾对谢渊用的“雪蚕衣”。徐靖最终被斩于西市，与谢渊伏诛之地仅隔百米，落得与谢渊相同的下场，真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

整桩冤案中，魏进忠虽未亲自动手制作伪证、执行酷刑，却是当之无愧的“定调之人”，是奸党集团的“灵魂”。此人出身宦官，因善于揣摩圣意，深得德佑帝信任，从一名普通太监一步步升至从一品少保，掌司礼监批红之权——皇帝的奏折，需经他批红后才能下发，可谓“代帝言事”。他是连接奸党与帝王的唯一枢纽，其核心作用，便是“以君权为刃”，将构陷的“私意”转化为“君命”，为构陷提供法理依据。秦飞在《北司密记》中写道：“石崇为刀，徐靖为刃，魏进忠则执刀之人，若无他在帝前吹风，谢公之冤断不至此。”

魏进忠与谢渊的嫌隙，源于权力边界的直接冲突，且数次触及魏进忠的核心利益。第一次是德佑元年，魏进忠的外甥张承祖任漕运总督，贪墨漕粮百万石，谢渊巡查漕运时发现此事，当即上书弹劾，证据确凿，张承祖被斩于闹市，魏进忠虽未被牵连，却也颜面尽失。第二次是德佑二年，魏进忠为讨好后宫李贵妃，欲挪用九边军冬衣万件，送至贵妃宫中变卖，被谢渊当场拦下，谢渊在朝堂上直言“宦官干政乃亡国之兆，陛下不可纵容”，让魏进忠在百官面前丢尽脸面。第三次是德佑三年，谢渊上书请求裁汰冗官，其中便有魏进忠安插在各部的亲信。这三次冲突，让魏进忠对谢渊恨之入骨，却也深知谢渊功高望重，在百姓与将士中声望极高，唯有借“帝王之怒”，方能将其彻底拔除。

其核心手段为“选择性进言”。在德佑帝面前，他绝口不提谢渊宣府大捷的战功，只反复渲染“谢渊手握九边兵权，将士只知谢太保、不知陛下”的隐忧，暗扣“功高震主”之帽；又将石崇伪造的“通敌密信”与“旧档”呈于御案，声泪俱下：“此乃镇刑司密探冒死所获，证据确凿，臣若隐瞒，便是欺君之罪！”

为断绝谢渊自证之路，魏进忠密令理刑院总管李德全“拦截边军奏疏”。九边总兵得知谢渊下狱，纷纷遣亲信快马送鸣冤奏疏入京，却全被李德全的番子截获于宫门之外，奏疏堆积理刑院文书房，竟至霉变。有总兵亲赴京城递奏，反被诬以“擅离防区、意图谋逆”，打入大牢。

魏进忠的“定调”终成致命一击。当德佑帝观“密信”后仍存疑虑，言“谢渊忠勇，恐有冤情”时，他适时进言：“陛下，边事重大！若容谢渊存世，北元必以为我朝自斩臂膀，即刻挥师南下；九边将士若知主帅‘通敌’，军心必乱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机，不可迟疑！”此言戳中德佑帝“恐边患”之心，终下旨“谢渊论死，即刻行刑”。谢渊伏诛后，魏进忠以“平叛功”加授太傅，石崇亦晋阶太子少保，奸党权势更盛。

理刑院，作为直属于帝王的特务机构，在冤案中扮演了“堵喉之塞”的角色。时任理刑院总管的李德全，乃魏进忠的同乡亲信，正三品官阶，掌京城缉捕、密奏传递之权，奉魏进忠密令，全程封锁消息、拦截证物，成为构陷集团的“喉舌守门人”。

理刑院的核心职责之一，便是转呈各地密奏与军报。德佑三年十月，谢渊下狱的消息传至九边，各镇总兵如遭雷击，宣府总兵更是泣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