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7年正月的江南，寒雨连绵。一艘挂着“民生考察船”旗号的蒸汽客轮缓缓驶离上海港，船舱内，李鸿章褪去了总统制服，换上一身青布棉袍，花白的胡须梳理得整齐，眼神却比在职时多了几分锐利；张之洞则裹着厚棉袄，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《州县吏治录》，不时对着窗外的江南水乡出神。两人此次离京，对外宣称“归乡养老”，实则是受丁汝昌与孙先生之托，以平民身份秘密考察全国吏治、民生，摸清换届后中枢政策落地的真实情况。

“伯涵兄，咱们这趟出来，可得把架子放低，才能看到真东西。”张之洞呷了口热茶，声音带着几分沙哑，“我听说江南各省推行‘六年义务教育’，但去年的奏报里，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六成，这里头怕是有猫腻。”

李鸿章放下手中的望远镜，目光扫过岸边低矮的农舍，语气凝重：“何止是教育，丁总统说各地的甲午老兵抚恤金常有拖欠，孙总理也提过鸦片屡禁不止，这些事，不亲自去看，光靠奏折是查不清的。咱们这趟，就当是给新中枢‘扫扫灰’，也给老百姓留条说话的路子。”

客轮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第一站停靠在江苏苏州府昆山县。两人换乘乌篷船，在乡绅“沈老财”的引荐下，以“退休商人”的身份住进了县城的客栈。刚落脚没多久，就听到客栈伙计低声抱怨：“这县太爷上个月刚修了新学宫，说是‘义务教育示范点’，可里头的先生都是他的亲戚，孩子上学要交‘笔墨费’，穷苦人家根本送不起。”

李鸿章心中一沉，次日便带着张之洞去学宫“参观”。只见学宫大门朱漆一新，门口挂着“昆山县义务教育模范学堂”的牌匾，院内却冷冷清清，只有十几个穿着绸缎的孩子在读书，几个衣衫褴褛的孩童扒着门缝往里看，被门房粗暴地赶走。张之洞上前拦住门房，故作疑惑地问：“不是说义务教育不用交钱吗？怎么这些孩子不能进？”

门房斜睨了他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义务教育？县太爷说啦，读书是贵人的事，穷小子识几个字就行，进学宫得交五两银子的‘赞助费’，没钱就别来凑热闹！”

两人不动声色地离开，随后找到那几个被赶走的孩童家长。一位姓王的老农抹着眼泪说：“去年县太爷派人来登记适龄儿童，说朝廷会发补贴，让孩子都上学。可到了开学，却要收‘笔墨费’‘课桌费’，我家两个孩子，一年要交十两银子，哪掏得起啊？只能让他们跟着我下地。”

李鸿章让随从记下老农的诉求，又去县衙附近的茶馆打听。茶馆老板压低声音说：“县太爷不仅贪教育补贴，还跟鸦片贩子勾结——城东的‘裕昌商行’表面卖茶叶，暗地里全是鸦片，县太爷每月能拿五百两分红。前阵子有个老秀才举报，结果被安了个‘通匪’的罪名，关在牢里还没放出来呢！”

听到“鸦片”二字，张之洞的脸色瞬间涨红——他在职时力主禁烟，没想到刚退休，地方就死灰复燃。两人当即决定夜访“裕昌商行”，却不想刚靠近商行后门，就被两个手持棍棒的打手拦住。“老东西，瞎转悠什么？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！”打手说着就要动手，幸好随从及时上前阻拦，才没让两人遇险。

“这昆山的水，比咱们想的还浑。”回到客栈，李鸿章揉了揉发僵的肩膀，“县太爷勾结鸦片贩子，贪墨教育经费，还打压异见，这样的官员不查，朝廷的政策就是一纸空文。”张之洞立刻提笔写下密信，让随从快马送往苏州府知府衙门，要求彻查昆山县令。三日后，苏州知府亲自带人来昆山，将县太爷革职查办，释放了被关押的老秀才，还减免了学宫的各项杂费，让穷苦孩子得以入学。

离开昆山前，那位姓王的老农带着两个孩子来送行，手里捧着一篮刚蒸好的糯米糕：“多谢两位老爷为我们做主，孩子们终于能上学了！”李鸿章接过糯米糕，眼眶有些湿润：“这是朝廷该做的，以后有难处，就找府里的巡按使，别再忍气吞声。”

客轮继续西行，二月初抵达湖北武汉。此时的武汉已成为龙国的工业重镇，汉阳铁厂、湖北兵工厂的烟囱林立，但两人在走访时发现，工厂的工人生活却十分困苦——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月薪只有2龙元（约合0.4英镑），还经常被工头克扣；工人宿舍是低矮的工棚，冬天漏风、夏天漏雨，不少工人得了肺痨，却没钱看病。

在汉阳铁厂，一位名叫张铁柱的老工人拉住李鸿章的手，哭诉道：“老爷，我们天天在高炉旁干活，热得要死，工头还逼着我们加班，上个月有个小伙子累得掉进高炉里，连尸骨都没找着，厂里就给了五十龙元的丧葬费，还说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