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意外’！”张之洞立刻让随从去核实，发现仅1906年，汉阳铁厂就有12名工人因工伤死亡，厂方从未上报，也未给予合理赔偿。

更让两人气愤的是，湖北兵工厂的官员还存在“贪污军需”的问题。他们在兵工厂附近的集市上看到，有商贩公然售卖兵工厂的步枪零件，价格比市价低三成。一位商贩偷偷透露：“这些零件都是厂里的管事偷出来的，他们把好的零件卖了，用次品组装成步枪，送到军队里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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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当即写信给段祥瑞，要求严查湖北兵工厂的贪腐问题。段祥瑞接到信后，立刻派陆军纪检官员前往武汉，查处了5名贪污的管事，将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至10小时，月薪提高到3龙元，还在工厂附近设立了“工人医院”，提供免费诊疗。消息传到工厂，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，在工厂门口挂起“感谢李张二公”的牌匾，张铁柱更是带着十几名工人，乘船追了几十里，只为给两人送上一面媳妇亲手绣的锦旗。

三月初，两人抵达河南郑州。此时的郑州刚经历过黄河水患，朝廷拨款200万龙元用于赈灾和修堤，但两人在走访灾区时发现，真正用到灾民身上的钱款不足三成——河堤只修了一半就停工，灾民的安置房是漏雨的草棚，赈灾粮里还掺着麸子和石子。

在郑州城外的灾民安置点，一位名叫赵老栓的甲午老兵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对两人说：“我当年在甲午战争中丢了一条腿，朝廷说每月给五龙元的抚恤金，可这半年来，只拿到过一次，还是假币。现在闹水灾，家里的房子被冲垮了，孩子都快饿死了，去找知府要赈灾粮，却被差役打了出来！”

李鸿章看着老兵空荡荡的裤腿，想起甲午的惨烈，眼圈泛红——这些老兵是国家的功臣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是中枢的失职。他立刻让随从去知府衙门调取赈灾款项的账目，发现知府与河道总督相互勾结，将大部分赈灾款贪污，还伪造了“河堤完工”的验收报告。张之洞气得拍案而起：“这些蛀虫，连赈灾款和老兵抚恤金都敢贪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！”

两人当即联名写下密信，快马送往北京。丁汝昌接到信后，立刻召开军事会议，派左宝贵前往郑州查办。左宝贵抵达郑州后，将知府和河道总督革职查办，追回贪污的赈灾款120万龙元，重新修缮河堤，给灾民发放足额的赈灾粮，还补发了所有甲午老兵的抚恤金。赵老栓拿到抚恤金时，跪在地上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：“多谢李中堂、张大人，多谢朝廷，我们这些老兵，没白为国家打仗！”

离开郑州后，两人又前往陕西、四川等地，一路察访下来，发现的问题远超预期——除了贪污腐败、教育滞后、民生困苦，还有地方官员为了政绩，虚报粮食产量；职业培训流于形式，工厂招工仍以“学徒制”为主，工人缺乏系统技能；公共医疗只覆盖到县城，农村地区没有医生，百姓生病只能靠“土方子”；休假制度更是形同虚设，无论是工厂工人还是政府职员，全年只有春节能休息三天。

在四川成都，两人还遇到了一件类似“驴得水”的荒唐事——成都府为了应付中枢的“乡村教育考核”，在偏远的郫县设立了一所“模范小学”，学校里只有一名“老师”，却是当地地主的傻儿子，学生都是雇来的村民，每天坐在教室里装样子，考核组一来就“上课”，考核组一走就解散。李鸿章得知后，当即要求成都知府撤销这所“假学校”，将贪污的教育经费用于修建几所真正的乡村小学，还特意留下随从，监督学校的建设进度。

五月初，两人抵达云南昆明。此时的云南鸦片种植依旧猖獗，虽然朝廷早已颁布《禁烟令》，但当地官员为了收取“鸦片税”，对鸦片种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在昆明城外的山区，两人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，一位老农无奈地说：“不是我们想种鸦片，而是种水稻一年只能赚五两银子，种鸦片能赚二十两，官员还说‘种鸦片不犯法，只要交够税’。去年有个乡邻不肯种鸦片，被差役把庄稼都毁了，还被抓走关了半个月。”

张之洞看着眼前的罂粟花，想起自己当年在湖北禁烟的成效，心痛不已：“鸦片不仅害了百姓的身体，还让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，必须彻底禁绝！”两人立刻写信给云南巡抚，要求严格执行《禁烟令》，销毁所有罂粟，还让老农改种棉花、茶叶等经济作物，朝廷给予每亩地五龙元的补贴。云南巡抚接到信后，不敢怠慢，立刻组织兵力下乡销毁罂粟，还严惩了几名包庇鸦片种植的官员。

随着察访的深入，两人也意识到，光靠查处官员还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