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这道旨在挽回颓势的旨意，终究晚了一步——彼时胡亥名义下的叛军（实为赵高指尖的傀儡），早已如燎原之火般席卷关东，势头烈得惊人。这支叛军的构成本就复杂：

既有六国旧贵族豢养的死士、对秦法积怨已久的流民，更有被“封爵赐地”诱惑的亡命之徒。赵高的狡黠在此刻显露无遗：

他非但没有废除秦廷赖以维系军心的军功爵制，反而将其改造成“为叛军效力”的诱饵

——只要能斩杀秦吏、攻陷城邑，哪怕是流民出身的士卒，也能凭首级换得“上造”“不更”的爵位，甚至分得被攻占郡县的土地。

这般赤裸裸的利益驱动，让叛军爆发出远超常规的战斗力。更致命的是，赵高在幕后布下了另一重杀局：

他暗中给叛军将领递话，要他们在占领区“清君侧、除酷吏”

——实则是系统性地围剿信奉法家的官吏与学者。颍川郡的郡守李颗（与丞相李斯同族，以严行秦法闻名）便是典型：

叛军攻破郡城那日，他正伏案修订户籍律法，却被闯进来的士卒按在案上。

街巷间，叛军小校拿着赵高安排拟好的檄文高声宣读：

“秦法严苛，皆由此辈酷吏所害！今日斩此一人，便是救一方百姓！”

围观的百姓中，有人曾因迟交赋税被秦吏鞭笞，有人因家人服徭役累死途中，在“铲除法家，解放百姓”的口号煽动下，竟有人捡起石子砸向李颗，直至他被当众腰斩。

类似的惨剧在关东各郡轮番上演：

临淄城的法家学宫被付之一炬，博士们被绑在柴堆上，以“传播酷法”的罪名烧死；

泗水郡的督邮（负责监察县吏的官员）因坚持按秦法收粮，被叛军割去舌头，挂在城门上示众；就连那些仅懂秦律条文的小吏，也难逃一劫

——赵高要的，是彻底斩断秦帝国的“法治根基”，让百姓只知“叛军救民”，不知“秦法为何物”。

更具煽动性的，是“六国旧法，更为仁厚”的口号。

赵国旧地的叛军会刻意拿出昔日赵国的“轻徭薄赋”旧例，对比秦廷的“什一税”；

楚国旧地则宣扬“楚俗重祭祀、轻刑罚”，勾起民众对故国的怀念。许多本就对秦法不满的百姓、盼着恢复旧日贵族特权的六国遗民，纷纷扛着锄头、拿着菜刀加入叛军

——有人是为了报秦灭国之仇，有人是为了混个爵位，更多人则是被“反秦”的浪潮裹挟，以为跟着叛军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
这场针对法家的清算，既掏空了秦帝国在关东的统治支柱，又巧妙地将“反秦”塑造成“正义之举”，

为叛军赢得了民心，更让他们轻易接管了各郡县的粮仓、武库，调动资源时毫无阻碍。

短短三个月，叛军便如破竹之势般推进：先是攻破了原本由秦军精锐驻守的武关

——守将本是忠于始皇帝的老秦将，却被赵高暗中收买的部下割了首级，城门不攻自破；接着是函谷关，

这座曾阻挡六国联军百年的雄关，因赵高提前派人篡改了守军的粮草补给文书，导致士兵断粮三日，最终在叛军的猛攻中陷落。

消息传至洛邑时，行宫内外人心惶惶

——叛军已占领河西大片土地，前锋骑兵甚至能在洛水对岸看到行宫的宫阙，兵锋直指始皇帝所在之地。

有趣的是，秦廷的军功爵制此刻竟成了“最后的屏障”：在叛军未波及的关中老秦地，百姓虽也对秦法的严苛颇有微词，但更恨“六国复辟”

——毕竟秦灭六国已逾多年，关中子弟多靠军功爵获得了土地，若六国复立，他们的爵位、田产都会化为乌有。

于是，咸阳周边的各县里正，自发组织丁壮守城：

长安县的里正甚至拿出自家的存粮，分给守城的子弟，喊出“保秦地、守家业”的口号；雍城的旧贵族后裔，也主动拿出祖传的兵器，协助秦军防备叛军东进。

但这些零星的抵抗，终究无法缓解洛邑的危机

——赵高早已切断了关中与洛邑的粮道，行宫的守军只剩八百郎官，粮草仅够支撑十日。

最终，叛军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，重重包围了洛邑行宫。八百郎官皆是始皇帝亲自挑选的关中子弟，个个忠勇过人：

他们在宫门处搭起鹿砦，用箭矢射杀冲在前头的叛军；

箭矢用完了，就握着环首刀与叛军肉搏，宫门的青石板被鲜血染成暗红，倒下的郎官尸体堆叠起来，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