度。“我明白，哥哥。你说过，那是我们的秘密。”

“是的，秘密。”

我重复道，心脏却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，像在敲一面破鼓。

我们的秘密。

这词汇此刻听起来如此脆弱，像一层覆盖在深不见底暗流之上的薄冰，而我正穿着沉重的靴子在上面蹦跶。

随着夏天的气息逐渐浓郁，伦敦的天气偶尔会施舍般地放晴，我的内心却愈发晦暗。

对南京的忧虑像不断升高的水位，几乎要将我淹没。

我寄出的信件和款项大多如同石沉大海，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远东的零星报道，也大多是些隔靴搔痒的外交辞令，或者对日本行动的模糊猜测。

这帮家伙的洞察力还不如我家楼下的流浪猫。

无力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

而与此同时，另一种期待，或者说，是长期投资终于可能看到回报的忐忑，也开始在心底滋生。

汤姆的十一岁生日就在冬天。

按照沃波尔册子里那些语焉不详的提示，以及我对汤姆特殊性的了解，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让玩具在天花板上开派对，那个隐藏的世界，没道理对他这颗明显不同寻常的“种子”视而不见。

那封传说中的录取通知书，或许是我真正窥见那个世界、寻找“回家”可能性的第一个实质性台阶——哪怕这个台阶可能通向的是另一个坑。

这种矛盾的撕扯几乎将我分裂。

一边是注定发生的、我无力阻止的巨大历史悲剧；一边是可能带来希望、却也伴随着未知危险的超自然入口。

我像个被迫走钢丝的杂技演员，一头是绝望的深谷，另一头是虚妄的云端，脚下是根细得可怜的绳子。

七月底的一个周二，天气难得地晴朗，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，仿佛在刻意嘲讽我内心的阴霾。

我正在公寓里，对着一份试图描述南京地理重要性和潜在风险、却最终因为“缺乏确凿证据”，多么熟悉的借口，而被报社退回的稿件发呆，窗外的阳光晃得我眼睛发疼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而特别的敲击声传来。

不是敲门声。

是来自窗户。

我抬起头，看见一只灰林鸮，正用它那看起来就很有力的喙，不紧不慢、极有节奏感地敲打着我的玻璃窗。

它的腿上，绑着一个略显厚重的羊皮纸信封。

我的呼吸骤然停滞。

几秒钟，或许更久，我的目光越过书桌，投向窗外那只耐心等待的猫头鹰，以及它带来的那封注定要改变许多东西的信。

它终于来了。

我的“钥匙”，或者说，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邀请函，总算送货上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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