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下《谢太保忠勇疏》，详述谢渊督边功绩与“通敌”之谬，八百里加急送京。此类奏疏按制需经李德全呈递，却全被他扣压不发。

李德全的拦截手段极为隐蔽。他对外宣称“边军奏疏涉军事机密，需会同兵部、镇刑司复核，以防北元奸细混进”，将所有鸣冤奏疏积压于文书房，既不呈递，也不退回。宣府总兵派亲卫乔装成商贩入京递疏，竟被理刑院番子识破，以“擅闯禁地”为由杖责五十，投入理刑院水牢，三日后方才放出，吓阻之意昭然。

除拦截外奏，李德全更严封京中言论。他下令“各坊巷增设番子巡查，凡私议谢太保案、为谢党张目者，即以‘扰乱民心’论罪”。谢渊伏诛当日，金陵老妇张氏持香哭拜刑场，被番子当场枷于街口老槐树下，暴晒三日，围观者无人敢劝，以此杀鸡儆猴，京中一时“路无敢言谢公者”。

李德全的所作所为，彻底切断了谢渊的昭雪之路。对德佑帝而言，其所能接触的“信息”，全是魏进忠、石崇筛选后的“罪证”；边军的呼声、民间的悲愤，全被理刑院的高墙隔绝。后世史家评：“谢渊之冤，半由奸党构陷，半由信息闭塞。若李德全稍存良知，递上一疏，冤案或有转机。”

构陷需“物证”，更需“人证”。魏进忠、石崇选中的“反水者”，是宣府副总兵李默——此人乃谢渊一手提拔的部将，宣府保卫战时，谢渊曾亲为其疗伤，按常理当以死相报，却最终沦为构陷恩人的“污点证人”，其背叛之由，皆因“利诱”与“胁迫”。

徐靖受石崇之命，亲赴宣府见李默，开门见山抛出“诱饵”：“若你指证谢渊‘逼你虚报战功、克扣军粮’，待事成之后，宣府总兵之位便是你的，朝廷再赏白银万两。”见李默迟疑，徐靖话锋一转，甩出卷宗：“这是你五年前虚报斩首数的实证，若不配合，明日便会送达御史台，届时你必身首异处。”

为让李默的指证更“可信”，石崇特意命赵安伪造“谢渊手令”，手令中明写“令李默虚报战功三千，所扣军粮解送金陵，为吾疏通关节”，与李默的“旧错”形成呼应。徐靖将手令交予李默时，恶狠狠地威胁：“朝堂对质时，你只需念出此令，过往旧账一笔勾销；若敢翻供，你的家眷已在诏狱缇骑手中。”

李默的“反水”，成为压垮谢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朝堂对质之日，他身着孝服（伪称“因谢渊逼供而丧父”），声泪俱下讲述“受谢渊胁迫十年”的过往，当庭呈上伪造手令，引得百官哗然。谢渊旧部岳谦当场怒斥“手令印鉴有误”，却被魏进忠喝止：“岳谦乃谢党余孽，其言不足信！”德佑帝见状，对谢渊的“罪证”彻底深信不疑。

李默虽如愿坐上宣府总兵之位，却终生活在愧疚与恐惧中。谢渊冤案昭雪后，他自缚入京请罪，被革职流放三千里。流放途中，他写下《悔罪录》，详述被利诱胁迫的经过，坦言“每夜梦谢公持剑问罪，冷汗透衣”。这份《悔罪录》后被收入《大吴史》，成为李默背叛与谢渊蒙冤的双重佐证，遗臭万年。

谢渊伏诛后，构陷集团并未收手，而是以“清查谢党”为名，掀起了一场株连之祸。这场灾祸的主导者是徐靖，他以那份炮制的“谢党名录”为依据，上至朝廷高官，下至民间士人，凡与谢渊有过交集者，皆遭牵连，南司诏狱一时间成了人间地狱。

户部主事陈忠是首批被株连者。他与谢渊素有诗文唱和，曾写下“边尘暗起思良将”的诗句，被徐靖歪曲为“盼北元南下，为谢渊复仇”，直接打入诏狱。刑部尚书周铁出面求情，却被魏进忠以“与谢党勾结”相威胁，最终只能沉默退避。

谢渊旧部岳谦的遭遇最为惨烈。他时任宣府千户，深知谢渊的冤屈，拒绝配合李默作伪证，被押解回京后，徐靖亲自在诏狱刑房审讯。“雪蚕衣”“纸糊脸”等酷刑轮番上阵，岳谦几度昏死，却始终不肯屈招，临终前嘶吼的“谢大人”三字，成为诏狱中最悲壮的回响。

除了官员，民间士人也未能幸免。金陵文人吴敬因写下“朱雀街寒埋忠骨”的诗句，被徐靖的番子抓捕，以“诽谤朝政”为由流放；谢府的老仆、曾为谢渊诊病的医官，都被冠以“谢党余孽”的罪名，或斩或流，无一幸免。

这场株连之祸的本质，是构陷集团为巩固权势而进行的恐怖统治。他们试图通过血腥的震慑，让百官与百姓彻底臣服，不再敢提及谢渊的冤屈。但事与愿违，越残暴的压迫，越能激发人们对忠良的同情，谢渊的英名，反而在血色中愈发清晰。

谢渊冤案的发生，表面看是私怨的爆发，实则是权臣集团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。在魏进忠、石崇等人眼中，权力是